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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2008年青年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
来源:童世骏 上传时间:2008-12-19    点击:2584

今天我讲的题目简单说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前两年党课分别是讲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新加入党组织、积极加入党组织或努力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同志都要碰到的问题或者至少是思考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同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是改革开放的基本问题。今年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周年。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开始的,三十年前,正是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宣传,为正式启动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今年也是我院文革期间关闭之后恢复建院的30周年。我院从1958年成立开始算,今年是50年院庆。但社科院在1966年“文革”火焰刚燃起来,就被关闭了。19781011,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成立上海社科院新的党委班子,标志着在十年内乱中被关闭的我院,正式恢复。1011号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五个多月,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两个多月,离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正好一个月。社科院的复院与改革开放有特殊联系,社科院的定位与理论为实践服务的要求有特殊联系。所以,有好几层的理由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今年的青年党课的主题。

   我想讲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讲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第二个是讲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上海社科院建立新智库的关键措施或者是关键的途径;最后一个是讲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上海社科院的青年同志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的必由之路。

 

一.  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有许许多多内容,我个人主张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与外围内容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一个学术观点,大家可以提出一些意见。把内核和外围区分开来的目的,是要牢牢坚持内核,适当放开外围,对其加以丰富或改进。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涉及三个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最核心的内容。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有一个对自身是怎么定位、怎么理解的问题,是一个“元理论”的问题,是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所谓实践,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把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所以理想和现实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关于理想,可以说许许多多,然而最最核心的就是为了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而创造条件的这样一种社会,说到底就是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回答。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居于首要地位。因为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它的自我认定、自我定位的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一个具有“元理论”地位的基本问题,是这个理论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实践处于什么样的关系。

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最简洁明了的回答是马克思在1845年年初写的一篇著名文献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中的第十一个命题,也就是说著名的Thesis Eleven。这个命题非常有名;如果外国人问起Thesis Eleventh,千万不要说不知道啊,要不人家会觉得中国的学生怎么对马克思主义会这么陌生。在西方,凡是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些了解的话都会知道这个Thesis Eleven,《费尔巴哈提纲》一共有十一个命题,第十一个命题就是这样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后来被当作马克思的墓志铭,不仅很好地概括了马克思本人的战斗一生,也很好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以贯之”之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自己理论的实践性,之所以要强调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我想最基本的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因为它要区别于思辨哲学。第二个解释是它要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它为什么要区别于思辨哲学呢?可以有很多解释,我自己的解释就是,思辨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取代宗教而产生的一种思想体系。在现代社会,社会从传统进入现代之后,宗教原来所具有的权威以及神圣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宗教原来所履行的功能,它所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还在:人为什么活着,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正义的东西,世界以后会怎么样,对这些问题原来宗教都有一套回答,但这些回答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思辨哲学是要取代宗教来履行宗教现在没能很好履行的职能,那种解释世界的职能。那么思辨哲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一定程度上能,比方说,思辨哲学会提出规律的概念、理性的概念、自然的概念、人性的概念等等。但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思辨哲学遇到了麻烦。现代社会的特点,可以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解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其实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思维状况的特点也可以这么概括: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就像去年春节联欢会上,蔡明说的那句话,“为什么?为什么!”这是现代人的状况,我们碰到这样的人会觉得比较头痛,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恐怕都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在现代社会当中,很少有一个回答是你不可以对它加以质问的,用有的西方思想家的话来说,“There is  no longer any taboo”。已经不再有任何禁忌了。传统的神圣的回答,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每一个回答,你都可以进一步问一个为什么,以至于连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Why be moral at all ? Why bother to be moral at all? 都是可以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google里面查Why be moral at all?你会发现许许多多条目,也有许许多多书。这个问题是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又是一个很荒唐的问题。前些年我到清华开一个宗教哲学的会,有一个老外就给了我一本书《Why bother to be moral?》,我对这个题目比较感兴趣,“为什么费心费力做一个道德的人呢?”宗教的回答是,因为神要我们这么做。在现代社会这个回答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那么有效了,以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的领导人霍克海默,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很有争议但很发人深省的话:“在理性的概念当中并不包含着禁止谋杀的充分的论证”。现代社会不是要把理性作为最高的权威吗,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但是霍克海默说,其实理性告诉我们的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某个目的,但是我们到底要实现什么目的,理性并不告诉我们,因为在这个社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要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在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已经成了问题了,不像在传统社会,基本的问题是有一些现成的标准的权威的答案的,现在这样的答案没有了。那么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讲了“Why bother to be moral at all?”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这个问题居然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一个母亲苦苦劝说她的孩子不要去吸毒的时候,当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苦苦论证纳粹为什么是罪恶的时候,那儿子、那些学生会有很多疑问提出来,你能不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理性论证来?对这样的疑问,那母亲或教师往往会感觉很麻烦。可能我们内心都有一种声音说:这个问题虽然麻烦,但是荒唐。但现在为什么是这个荒唐的问题却那么麻烦?当然也可以问:为什么这个麻烦问题其实是荒唐的?思辨哲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马克思主义能解决。马克思主义说,问题不是在信仰和理性当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当你在理论上把为什么要道德这样的问题也提出来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现实与实际的生活一定是已经出了问题了。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成长起来的人,是不会提这个问题的。就好比,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是不会问“为什么要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问题的。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样是在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中,有这样一个命题:“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确麻烦,但现在马克思告诉你,这个问题之所以是理论上的麻烦问题,是因为实际的社会生活出了问题了,我想几乎没有人说自己不爱自己的母亲的,要他拿出理性论证来说为什么他爱自己的母亲,他拿不出来的,那是因为对所有人来说,甚至对坏人来说,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就是实践的重要性,好多问题不是靠理论来解决的,是靠实际的社会生活来解决的,这是马克思为什么重视实践的一个原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自己理论的实践性,是因为它要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满怀着理想、满怀着拯救人类的激情,要改造世界,它认为所有的坏毛病都是因为社会出了毛病,都是因为环境出了毛病,我刚才也讲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意思,它要求改造它,但问题是来改造这个社会的这个人本身是怎么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教育者,一部分是被教育者。认为社会的希望就在于那些天性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们要教育芸芸众生,来改造这个社会。但是问题是这些天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为什么就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呢?假如你把环境看得很重要,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这个问题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办法回答,马克思主义来回答,也就是说在人的改造和环境的改造之间是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搞得不好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你为了要环境好就得先要人好,但你为了人好你又要环境好,这里就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走不出来就是旧唯物主义的毛病或者空想社会主义的毛病,那马克思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就是在环境的改造和人的改造中寻找一个中项,寻找一个middle term,这就是实践。也是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又有一句名言,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通过革命的实践,环境得到改造,人也得到改造。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道德高尚、纯洁的人,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说来改造其他的人。但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说对人性的改造、对社会的改造悲观失望。我们通过投入到革命的实践中,一方面改变环境,恰恰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改变,这是马克思的回答。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强调理论和实践关系所做出的说明。

 

二.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智库工作的内在要求

 

    上海社科院正在努力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抽象地说,智库工作的全部依据,就在于理想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变为现实,就在于理论要通过筹划而进入实践,就在于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一个复杂的、需要有关领域的专家参与的复杂过程(对这点,我们党或者说我们国家,也是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过程以后才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制定方案的阶段需要专家介入,而且实施方案、评估方案的阶段也需要专家参与。这是抽象地说,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最根本前提,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

具体地说,社科院作为一座党领导下的政府全额拨款的智库,与党和政府具有一种紧密联系,有人会说你强调这种紧密联系会不会损害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损害学术的科学性,我想我们要对学术的自主性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抛开一些意识形态的幻觉。不仅如此,我们恰恰可以从我们社科院党和政府的密切联系中,看出我们社科院从事学术研究的特殊的优越条件,我们党和社科院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对科研人员的责任意识、大局观念和决策咨询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科研人员研究复杂问题、前沿问题和敏感问题,提供了独特条件。我自己从高校来的,我深有体会,在高校自由议论的空间相对大些当然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这里一贯提倡的原则。但相对来说,社科院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更加直接一些。我要说的是,恰恰是因为与党和政府的比较密切的联系,我们才有了更多的内部发表的渠道、内部谏言的渠道,所以我们对复杂问题、前沿问题和敏感问题的研究条件都更加有利。我们资料的获取、我们成果的发表、我们意见的转达都有一些更好的条件。这样的条件为我们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为我们提出了更加具体、更加有针对性的要求。

从建院开始社科院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荣传统。建院不久,当时的院党委就制定了《上海社会科学院1960年至1967年科学研究工作计划(草案)》,提出我院1960年至1967年科学工作的规划,指出了我院1960年的重点项目、1960年至1967年的任务、理论队伍的培养工作及实现规划的关键和基本措施等。19621月,那时社科院从华东政法学院等学校转过来的本科生已经全部毕业,上海社科院完全转变为一个单纯从事科研的机构,当时的院党委决定在全院范围内试行经过相当充分讨论形成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意见55条》(草案)。这个文件提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下,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机构。它的根本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整理历史遗产和探讨世界问题,以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执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树立高度的革命性与严格的科学性相结合的学风;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积极帮助研究人员树立与巩固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实现当前任务的决定性关键。” “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一种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精神劳动。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从中引出规律,需要经过艰苦的长时间的工作。根据这些特点,必须组织全体研究人员,进行有系统的、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的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必须把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门人才当作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必须制定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与短期计划,必须根据学术工作的特点去领导,不要采取一般化的行政领导方式。”

也就是说,上海社科院一开始就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作为我们的根本任务。但是在社科院的历史上或者说对不同类型的科研人员来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有不同的要求,上海社科院的科研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三种类型。这三类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都非常重要。

对于主要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在思想上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恐怕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应用研究本身是就在参与具体实践,但它又是研究,所以又不能忽视理论。重要的是如何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一方面切实重视理论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重视实践调查的深入。像所有研究一样,应用研究也需要才气和功力,前几天我在文学所和经济所联合举办的一个学术沙龙上也讲过这个意思。相对来说,才气多多少少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要尽可能把最有才气的青年学子吸引到社科院来,我们要尽可能让每一位青年的才气都发挥到极致。但相对来说,功力是更加可以由我们的努力来加强的。功力不仅表现在理论水平上,也不仅表现在实践水平上,两者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里的功力既包括知识的积累,也包括能力的提高。知识和能力有不同的种类和层次;对于主要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要在努力积累经验知识和加强实践判断能力的同时,积累理论知识和加强理论思维能力、合理论证能力。我们社科院有一批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党政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的校友,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个案研究,我们院内的一些资深科研骨干,往往也是理论素养和实践判断能力都很强的,他们发表的意见之所以会受到领导和公众的重视,是因为对同样一个社会现象,他们的认识往往不仅比公众的认识更宏观、更全面,比领导的认识更专业、更细致,而且也比高校教师的意见更实在、更有操作性。我们院的科研人员的真本事可以有三个参照可以比较:你说的话和街上老百姓的话有没有区别;和领导同志的讲话有没有区别;和高校教师的话有无区别。和这三批人相比能显示出优势,同时又能够弥补他们的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大的工夫。

    相对于应用研究来说,主流意识形态研究常常会给人一种空泛的感觉。说实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其实有时候是蛮委屈的,有时人家说你是说套话,其实像主流杂志《求是》《人民日报》仔细读读是蛮有学问的,但主流媒体的表达方式是有特殊要求的,常常给人以空泛、陈旧的感觉。也不能否认,确实有一些做主流研究的同志的话比较空泛,这与我们从事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们的工作成效有关,也与我们对这类工作的理解有关。其实,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工作”,具有高度的实践性。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的。这点我要着重强调一下,理论工作为什么具有高度重要的实践意义呢?这里的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处于现代社会,第二是我们处在中国文化中。也就是说我们处于中国的现代社会中理论研究特别重要。现代社会的人们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你要回答得出。现代社会所有的行动都有个正当性问题,都有一个合法性问题。这个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来提供的,所以不要小看理论。第二,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理论又是特别重要的,朱熹举过一个例子,说:但在生病的一般人把一个从灯上掉下来的火花落在手背上都会痛得哇哇叫,但在生病的时候拔火罐、扎针,比火星掉在手背上痛得多,但一般人都会乖乖地服从医生。为什么呢?他说:那是因为生病的人知道这样对他有好处。用学术的话来讲就是“知道了理的不得不然”你就会心甘情愿的做一件事情,本来不愿意的事情,道理讲清楚了就变为自觉了,自觉转变为自愿。与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文化中,自觉转化为自愿特别重要。西方文化中,自愿性更突出一点,所以说“社会契约论”的传统就特别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刚才讲的理性传统,知道了“理”,就会同意、支持、拥护某一个政策。关于这个我还可以举个例子,马克思有一句话大致是这样的意思“人类只有解决了吃、穿、住、行以后才可能做其它的事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常识出发,马克思的本意是强调常识的重要性,但这句话经常被我们的学者或领导人引用,作为一条理论原则来引用,实际上把理论看作是常识的合法性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只有把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才有权威性,这是中国文化中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见在中国,理论有突出的重要性。

我们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人会问改革开放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经常讲“摸着石头过河”,人们经常用这句话来说明改革是没有多少理论的。其实这是片面的。第一,“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也把它当作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了。这种日常智慧,在中国也得赋予它一定的理论地位才有足够的权威。第二,就是邓小平同志本人也是高度重视理论工作的。19751月,邓小平刚刚复出,被任命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的第二天,他就找人谈话,着手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理论工作机构,与“四人帮”进行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四人帮”打倒以后,邓小平又积极支持思想理论领域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尤其是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真理标准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实践,但这场讨论本身是理论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本身是一个理论命题。看出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正是这种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正当性基础。在这样一种特定语境中,理论工作既要像学术研究那样条分缕析,也要像政治工作那样审时度势。理论工作者既要有学术素养,也要有政治素养。

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仅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科研人员要重视,而且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也要重视,但角度有所不同。

19589月成立起,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身份中一直有多重成分。这是我个人的概括,我把上海社科院的成分元素概括为三个:谈学论道的“学府”、出谋划策的“智库”,或许还可以加上口诛笔伐的“战场”。文革以前的社科院主要是作为一个谈学论道(最初还具有传道授业的职能)的学府成立的,但由于当时的极“左”政治形势的影响,“文革”前的八年,社科院的研究都为了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文革”,社科院很快就越来越像一个口诛笔划的战场,到了1966年成了人身斗争了,最后干脆就被撤销了。1978年,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使上海社科院获得了新生。多年被剥夺研究机会的专家学者们,短短几年间就建立起几乎覆盖哲学社会科学各个主要学科的研究所、学位点和学术期刊。同志们,80年代参与重新建院的老同志们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永志不忘、衷心感恩的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他们当时开拓创新所奠定的基础。当时创立的研究所、学位点和学术期刊是极其稀缺的资源,现在研究中心可以成立,研究所是很难成立了。教育部对科研院所的学位点的创立几乎关上了大门,学术期刊在中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但是七十年代末,在整个八十年代,这些资源我们的前辈都为我们争取到了,我们享受着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上海社科院作为一座“学府”的黄金时代。随着整个国家和上海地区的现代化事业对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的需求的逐步增强,随着我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各类机构的角色分工的逐步明确,上海社科院的身份中的第三个因素即“智库”也逐步得到强化。社科院建设智库,并不是一种个人意见,或者说只是领导的要求,而是我国对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的需求的逐步增强,我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各类机构的角色分工的逐步明确这两个过程的结果。但我想强调的是,上海社科院尽管进入了“智库”时代,但我们这个智库区别于国内外其他许多智库的特色和优势,乃在于我们是一个有“学府”作为支撑的智库。我们的实力较强的基础学科和规模较大的研究生教育,不仅能为生龙活虎的应用研究提供扎实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对口适用的人才供给,而且有助于把应用研究的眼界从时段较短的政策研究扩展到时段较长的战略研究;把科研组织的形式从比较被动的委托课题研究扩大到比较主动的自选课题研究。因此,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在上海社科院这样一所“智库”机构,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需要补充一点,基础研究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实践研究、应用研究提供了基础,而且在于它自身具有实践意义。这话怎么讲?在基础研究中,我们要求科研人员持一种所谓“理论”的态度,就是对对象、对研究的课题报一种理论的兴趣,不要着眼于它的应用价值,而着眼于研究对象本身对扩展人类知识的意义。从事这样的研究对于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有很大意义,这样一种态度,我借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个词叫“理论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和“实践态度”不同,但它有其实践意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问题,我们不仅在谈论中华民族的经济的奇迹还在谈论学术的崛起、文化的崛起,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诺贝尔奖?并不是诺贝尔奖那么重要,而是说我们基础研究的成绩与我们这么大的民族不相称,我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与我们民族的地域规模、人口规模很不相称,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和我们的民族太重应用轻理论有关系?如果我们多考虑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在从事基础研究实际上也是在履行很重要的实践功能,我们也在为我们民族素质的改进、优化做出实践的贡献。

至于高水平的基础研究、理论研究离不开对具体实践和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这一条大家都很清楚,在这里提一下,不展开讲。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是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的必由之路

 

     这里我讲的重点是青年科研人员但不局限于青年科研人员,而且还包括其他岗位上的同志,包括我们要求以专业的态度、专业的精神来从事的各种工作的人员,如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首先是人生理想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有一个做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人生,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问题。然而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理想都有一个根据的问题,我们是否要选择有充分理论根据的理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肯定的回答。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找到一个完全充分论证了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有同志会讲,共产主义理想难道不是吗?共产主义理想却时是一种比其它理想是较为充分论证了的理想,但并不是不用再论证,已经完全论证的理想,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概念。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想一方面是说它经过了实践检验、科学论证,另一方面说它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我的意思是,不要以为世界上每一个理想是完全彻底的经过理论的论证,就等着让得到论证的理想后来支配我们的行动,如果这样我们终究是过没有追求、碌碌无为的生活,幸好,理想的本性不是这样的,理想的合理性中也包括你把这个理想当一回事,并去照做。我在前两年的党课也讲过,说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这话怎么理解?如果是说共产主义在某某年一定会到来,可以说我们误解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以为共产主义就像某某年以后哈雷彗星会重新靠近地球,重新让我们的肉眼看见一样,以为共产主义不管我们是否相信、是否实践,都一定会到来。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的一定到来取决于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到来,我们愿意为它的到来付出努力。这是我的想法,如果谁反对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讨论。特别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基因技术可以改写人类的物种,我们掌握的核技术可以消灭地球上的文明,我们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不要轻易相信某个东西是一定的必然的,实际上在英文中,“necessity”这个词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必需的”,对我们人的发展来讲,共产主义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并不是客观的纯粹意义上讲的“necessary”,而是也包含着我们的实践追求、实践努力。这是一般的对所有青年同志来讲的。

    联系到社科院的科研人员,科研人员的任务是研究理论(对于基础学科来说)和运用理论(对于应用学科来说);理论是他们的职业话语的主要内容。因此,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的职业话语与他们的日常行动之间的关系。简单一点说,理论与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也是科研人员的知行统一、言行一致的问题。这种知行统一和言行一致可以做以下几种理解。

一种理解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科研著作中所主张的观点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是否一致。

社会科学往往直接或比较直接地表达价值立场的。哲学在这方面比较典型一些。哲学家通常主张理想,主张道德,主张境界,主张气度。但实际生活中,真正能做到理论上所要求的,并不容易。有些人说这样的一致并不重要,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要轻易的嘲笑,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品质上非常糟糕,哲学史上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改变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走向,但他会做一些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坏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讲,他和纳粹合作,在纳粹统治时期曾担任过海德堡大学的校长。他还会写信举报化学系的教授,教授就被送到集中营关起来,并且他对自己老师胡塞尔的态度也很恶劣等等。

  另一个是稍前于海格尔的德国大哲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20世纪西方哲学两大传统,一个是分析哲学,一个是现象学传统。根据一种看法,这两大传统的发源地都是弗雷格,很了不起。他死后日记被发现,人们在日记中发现这么伟大的人他的心灵是如此的黑暗,是一个很恶毒的反犹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等。我们得承认作品和人品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在承认有不一致的同时我们得要求人品和作品统一起来。如果自己的主张自己做不到,那别人怎么会去做呢?所以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道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小的事情就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对学者的贡献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撇开哲学家的人品,只关心他的作品,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来注释、理解、深化作品,从中得到启发,学到 新东西,看到新东西。尼采和爱因斯坦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他们都从叔本华那里学到东西。他们都不欣赏叔本华的人品,但又都欣赏他的作品,可见撇开人品而欣赏作品是可能的。在科学上我们常讲不能以人为据,也不能因人废言,都是说人和他的言可以分开,甚至应当分开。这是哲学和科学接近的一面。

 但还有另一面,真正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有影响的哲学家,在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之间,在他的人品和他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在发现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他的人格表面上的不一致之后,可以反过来从他的人格而获得理解他的思想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思路,从而对此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在研究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者中,有的认为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只是一种偶然的不慎的失足(如阿伦特);有的认为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确实不可饶恕,但那同他的哲学无关(如罗蒂);还有的则认为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正证明他的哲学是危险的哲学(如阿多诺、哈贝马斯和伯因斯坦)。当然,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危险的,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学术价值。对这种学术价值,伯恩斯坦是相当肯定的。但不管怎样,海德格尔的生活、人格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在一定层次上这二者是不一致的。

对科研人员的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还可以做第二种理解,即一个人作为科研人员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内在要求,与自己实际所从事的活动的方式是否一致。

任何科学研究,都蕴含着一些规范和价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规范。说一个活动是学术活动,它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些成分,它们同时也是对科研活动的一些规范性要求。

第一个环节是“问题”。学术活动一定是旨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不针对特定的问题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在进行学术活动。

第二个环节是“真理”。在学术活动中,问题是通过具有真理性的知识而得到解决的。人类的任何活动可以说都是解决问题的活动,但科学实验之所以不同于工艺设计,理论思考之所以不同于艺术想象,就在于科学实验是通过寻求真实的数据来解决问题,理论思考是通过寻求真实的思想来解决问题。

第三个环节是“论证”。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真理是学术研究的终点,沟通两端的环节是论证。不针对问题、不在乎真假的表态算不上学术活动,而没有相应论证的表态,也算不上学术活动。

第四个环节是“诚信”。由问题、真理和论证所构成的学术研究过程,离不开诚信作为担保。决定学术研究中诚信之重要性的,首先是学术研究的无限目标和学者个人的有限生命之间的矛盾;借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说,如果每个人都要像亚当那样从头开始认识世界,就没有理由指望任何人的认识会超过亚当。为了克服这种矛盾,学术研究就必须成为一个代际积累、同行合作的事业。就此而言,学者们共享彼此的科研成果,是学术研究作为一项积累的、合作的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科研成果要能够彼此共享,它们就应该具有基本的可靠性。当然,科研成果的可靠性不可能是绝对的。影响科研成果之可靠性的因素有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两类。相对来说,人为因素比较容易控制,而在种种人为因素中,不仅有可能消除、而且有义务消除的,首先是有意造假。在学术研究中缺乏诚信、有意造假,不仅仅意味着这个人的工作是一种不那么好的学术工作,而是意味着这个人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工作。

如果上面所说的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假如我们遇到一个人,他说他做的是学术研究,但如果他没有什么问题意识,如果他并不在乎观点的真假,如果他不愿意或不善于为自己的观点做论证,尤其是如果他抄袭他人、伪造数据,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的行动不符合他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的要求,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知行分离、言行不一。

对科研人员的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还可以做第三种理解,即一个人的学术观点所蕴含的要求,与表达这种观点的方式是否一致。

这一点对我们社科院的同志特别重要,这里我用到一个哲学概念叫作“施为性矛盾”。这样的矛盾有几个例子:洁白的墙上写着歪歪扭扭的“请保持环境整洁”。钱钟书在家里玩“藏人”游戏,躲在一处说“我藏起来了”!鲁迅有一篇杂文,题为“我要骗人”。类似的矛盾很多。这里我提出一个是要我们警醒的矛盾,是在小学里经常可以看到,小学里有很多做法是很好的,但是小学经常有这种情况:老师以不尊重孩子的方式,教育孩子要尊重人。这种情况也是我们作为科研人员要注意的,我们写文章提倡精神文明,那么我们的写法、我们的表达方式就要文明,我们写文章提倡公民自觉,提倡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表达自己研究成果的时候就要多一点责任意识。这里牵涉“真话”和“对话”的关系。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鲁迅在杂文里讲了:一个人家生了小孩,大家去祝寿,人们都说这小孩一定长命百岁,以后一定做官等等恭维的话,后来一个人说这个小孩以后一定会死的。这个人就被主人家痛打了一顿。鲁迅是要说明当时说真话之难,表达对当时语言环境不满。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其实话的内容的真实与说话方式的正当往往不一定一致,真话不一定是对话,不一定是恰当的话。社科院的科研人员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为什么我们说研究无禁忌,宣传有纪律,发表分内外?因为每一次观点发表的本身已经是一种实践了,这种实践是有实践后果的,我们文章的发表也有一个有没有责任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思考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

 

    最后总起来讲,理论和实践关系要处理好的话,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在一个集体之中,因为集体是有一个原则作为它的正当性的基础,这个原则可以说是经得起理论论证的,同时也是有一个要求作为我们行为规范的,所以加入一个健康的、向上的集体实际上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很欣赏李大钊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中国现在既没有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communists)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国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其份子团体的训练,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许有所付托。也就是说共产党这个组织,你进来后让你过团体生活,你的民主理念再好,不把这种理念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这种理念还只是一种空洞的理念。我们在党组织里面学会怎么关心同志,学会怎么处理矛盾,学会怎么一起合作,这些都不是空话,所有这些理论上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载体,没有框架没有空间具体付诸实践的话,它们还只是理论性的东西。今天无论是我们已经加入党组织的同志,还是将要加入党组织的同志,我想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党组织的意义。我们真正要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加入党组织是一个最好的途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现实生活中的党组织与党章所要求的党组织,是有距离的,但恰恰因为有这个距离,前面我们讲了,环境的改造和人的改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参加集体活动,与党内其他同志一起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既改善我们自己,也改善我们的集体。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实践是实现我们个人成长和集体发展的最好途径,是把我们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统一起来的最好途径。

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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