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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尾巴”成宠儿
来源:谢京辉 上传时间:2013-9-30     点击:1292

“尾巴”是那些在社会群体中难以展开沟通的对象,“尾巴”一旦成宠儿,在社会管理上则是坏了规矩。对“尾巴”最好的治理,是让制度和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今年四月,“上海思想”周刊“思想者”栏目,用两个连通版面的篇幅刊登了记者孙立梅对著名心理咨询师林紫的访谈。这篇题为“大系统问题,通常选择年轻人群爆发”的佳作,以复旦投毒案为由头、揭示了当下深层次的社会不良心态危害问题,提出了关于幸福密码等很有见地的引导对策。静心品读之下,自然很有收获。

笔者认为,“应对大系统的压力焦虑和释放问题”,自然还需要合适的社会心态哺育。而合适的社会心态引导,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小概率事件成为冲击社会情绪的“毒药”。如复旦研究生黄洋遇害实际上就是个小概率事件,社会心理学家、公共舆论以及相关部门及时加以疏导,则是缓解近期青年群体焦虑的一贴良药。

笔者也曾经从事过青年工作,并转岗过多个企事业单位;在现单位,也和多位社会学家、哲学家进行过社会心态问题的深入探讨。笔者的心得是:“年轻人群”会因其情感上的脆弱性而导致心理上的敏感性,会产生一些极端的冲突事件;这些偶发的极端事件确实产生在青年群体密集的学校等单位。但我们更加应该注意和加以疏导的是——常态性不良社会心理结构,这里笔者要谈谈“尾巴”问题。

“尾巴”是那些在社会群体中难以展开沟通的对象,这些人可以是单个也可以是一小部分。在社会上是小概率事件,其能量很大,可以搅得一个单位天翻地覆,牵制单位主要精力,影响单位或整个社区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让平静生活不得安宁。 “尾巴”为其利益造谣生事,颠倒黑白,恶人告状,忽悠领导,迷惑众人,也像“泼妇”能哭会闹,斯文扫地,脸面不要。法律对其是盲区,单位和社区对其哄着、惯着、顺着,息事宁人;特别是遇到大事更忧其兴风作浪,还需开“小灶”。 “尾巴”在厚养中变大、变粗,对其轻不得、重不得只能当宠儿护着。

对“尾巴”要具体分析:

其一是病态心理的“尾巴”。为了某件事情可以耗上一辈子,一旦问题解决反而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本来其将问题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现在问题没了生活失去了意义,人生迷失了方向;这种变态心理需要心理咨询,身心关怀。各种社会组织应在这方面更多关注,使其在精神上得到早日治愈、回归正常生活状态。

其二是充当意见领袖的“尾巴”。为引起社会和他人的重视,凡是有意见的地方或是容易引起意见的事情,都能见其身影且异常活跃,具有一定组织活动和号召力。这种“尾巴”是心理和人格出现了“迷恋炫耀”的问题,也需要经常关心关注;不妨调动积极性,让其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满足其心理后加以调制。

其三是类似无赖的“尾巴”。其特征是吃惯捞惯、能掐会算,守住自我“底线”,前讲后赖,毫无诚信。但这类“尾巴”通常也不触犯法律,往往偏重于越级上访、层层加码、狮子大开口,并且要价没边、胃口越吊越大,让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此,需要上下沟通、形成共识,切忌好人主义,让其有机可乘。

其四是心术不正的 “尾巴”。采用挑拨离间、匿名信、恶意中伤等手法搅混清水,从中牟利;有时带头起哄,有时藏在人后。这类人心胸狭窄、内心阴暗、工于心计、阴奉阳违,容易迷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喜欢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

纵观“尾巴”的各种表现,不难发现在每个单位、社区都会遇见,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尾巴”一旦成宠儿,在社会管理上则是坏了规矩、破了底线、挑衅和谐原则,不能简而论之。一般而言,“尾巴”们大多为“房子、职称、职级、位子、票子”等名利寻找各种破格的理由,企图打破常规搞特殊。如果一旦平衡打破而产生攀比,后果就会更严重;各种利益关系将不得不重新协调。搞乱秩序会引起更大的矛盾,这种妥协付出的成本也会更大,甚至于难以收场,必须慎之又慎。对“尾巴”们的妥协是对公平正义的亵渎,满足其一次利益会象“上瘾”一样有无数的下一次,只有断根断奶才会斩断“尾巴”。

有社会学家和笔者讨论“尾巴”问题时指出,这一少数群体中也含有一些困难群众。而我认为,现阶段对困难群众也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困难群众一般的理解就是经济收入低的人群,而经济收入低的人群不代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有的困难群众确实是家里发生了生老疾病,突遇不可抗拒的重大变故,造成了个人一时无法抵御的困难。这部分困难群众必须帮,社会上也会给予爱心,党和政府也会积极施救。这是救急,也是帮他们渡过难关,待他们缓过劲来一定会振奋起来,不会等、靠、要。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着一部分群众开着“宝马领救济”的现象,他们四肢健全、头脑清晰,却拒绝工作、乐于在棋牌室中显身手;也有个别动迁户将补偿款吃空用尽再成为“睡马路示委屈”的人,这些人也是困难群众的一部分吗?在以上出现的这些怪现象中,获取利益或者博得“同情”的,实际上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群众,不知可否算作群众中的另类——“尾巴”?如果基层的政策执行者问政于这些“尾巴”、让步于这些“尾巴”,使这些“问题”群众、“困难”群众屡屡得益,那公共政策还能值得信赖吗?

因此,在笔者看来:就是对于实际上的困难群众也必须分层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值得指出的是:当下在帮助困难群众的问题上存在三种并不值得肯定的工作倾向。其一,包下来管到底,不计成本代价;其实政府包括基层层面的任何经费都是公共财政的支出,都需要判断其合理性。其二,忽视群众的能动性,辨不清鱼和渔的关系。其三,忽视老实群众,对那些会哭能喊的群众高度重视,即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很显然,这三种倾向都并不如意。需要强调的是:帮困的宗旨应该是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能自觉地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从而脱离困难生活;而对于丧失基本劳动能力的人,则需要通过社会救助,从而维持社会公义。

而维持社会公义,一方面需要通过发展来增强我们的物质力量,这是不断增加民生投入的本钱;另一方面,对于物质力量的有效投放则需要更加完善的顶层设计。如对 “尾巴”最好的治理,是让制度和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篱笆扎紧、未有空间,自然就少了“钻空子”的机会。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健全的同时,不能让其产生固有生存空间并形成气候。通常,“尾巴”会通过各类活动来争取自身利益,寻找心理满足、得到心态平衡。如果每次“折腾”,相关领导为求太平而 “多少给些满足”的话,就恰恰滋润了其生长的土壤,养成了社会管理上的大“尾巴”。如果我们社会未有公平、正义,让那些“尾巴”投机钻营占尽便宜,将失去正能量;而社会价值取向一旦走向低俗,又将使青年陷入道德迷茫的精神境地。

我们正在建设公民社会,这是实现中国梦的道德前提。社会转型、利益多元、诉求宣泄等精神世界的客观存在,使得“社会心理引导”和“公共舆论引导”显得同样重要。笔者寄希望于这“两个引导”的紧密结合,教育并敦促“尾巴”改邪归正!其实“尾巴”并不可怕,各级领导只要身正不怕影子歪,以公众和道德的最大公约数为处事原则;那些“尾巴”也就没有了市场,不会再去伤人也不可能成为宠儿。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积极引导公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并真正让社会风尚充满着阳光!

(作者谢京辉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精神文明发展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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