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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工作会议暨科研工作会议上信息所党员轩传树的发言
来源:信息所轩传树 上传时间:2018-4-13     点击:38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有机会作为科研人员代表在这个盛大而正式的场合做交流发言。其实,我真的代表不了,因为在座的有我的老师前辈、有各个专业领域的大家大咖。所以,今天,我仅作为上社一员、一名上社科社研究人员、一名上社科社研究中的中共党员,就本人留院工作15年的经历以及些许感想,向大家做一个简短汇报,说几句心里话,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作为上社人,我发自内心地感恩与骄傲
    跟在座的很多青年科研人员不一样,我是先成家、生子,后读学位、搞研究。2000年来社科院读研时已过而立。在这之前我教过书,做过生意,当时在我工作的那个小镇上算是文化人中最有钱的、也是有钱人中最有文化的,生活安逸舒适,至少是提前实现了小康。但是,在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末,农村出现很多问题,农民进城、土地抛荒,学生辍学,孩子普遍不愿读书,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困惑、心酸但无力。于是,我带着困惑、抱着寻求真理的初衷开始考研。连考三年,最后还是从浙江大学调剂过来,是社科院给了我机会,使我从安徽一小镇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攻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名称最长的专业硕士学位。
    2003年毕业,又是社科院留下了我。记得那一年我们留校的特别多,有将近20位吧,这在我院历史上应是最高峰了。当时硕士毕业在社会上还算人才,留院也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最佳选择。当时我也有三个选择:一是去杭州市宣传部做公务员,二是回安徽高校教书,三是留院搞科研。最终我选择了留院,留在培养我教育我的信息所工作。之所以选择留下来,从内心深处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我太多的回忆与感动。尤其是在我去留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师母专程来电,师母很动情地说,“老师前后培养了数十届毕业生,就留你一人,是经过筛选和慎重考虑的,是希望你能坚守并撑起科社这个学位点”。这是使命,是重托,更是恩情,所以必须留下来。
    迄今,我在院里工作已整整15年。在这期间,我相继评完了副高和正高职称,还有幸成为我院中马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第一届博士。也就是评完副高并拿到第一个国家项目后,我感觉一个人可以养活一家人了,于是动员爱人辞职,以便我能集中精力搞科研。显然,这种做法似乎有些自私,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半途转行的人,惟其如此,才能尽快成长,才能不负上社不负师。也是在这期间,我见证了我们院的发展,现在我们院已不仅仅是成立时间最早、地方规模最大、上海唯一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我们还是全国首批25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从上午于书记的报告和其他院领导通报的各种嘉奖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院最新的成绩单。作为纯粹而道地的上社人,我高兴、我骄傲。
    二、作为科社人,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如果说我当初之所以弃商从文,之所以选择攻读科社专业硕士学位,是有目睹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出现的诸多乱象而抱着寻求真理的朴素初衷的话,那么现在我作为科社人,作为理论一线的工作人员,就不能不直面当前理论创新落后于改革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落后于党的理论创新,科社学科落后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现实困境。当初我在读硕士期间,就有同学很惊讶地问,“你怎么学这么一个学科啊?它是科学吗?未来有用吗?”一门学科不受待见,被严重误解、曲解甚至歧视,这对于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多么可怕、多么有压迫感。
    我从不讳言这门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发展颓势,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怀疑它的科学性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未来的生命力。在留院工作的15年中,在继承前辈们奠定的国外社会主义这一特色研究的基础上,坚持直面当前社会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进行比较研究。从问题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出书发文、办刊办报。经过蓝英院长、徐觉哉老师到我们这一代前后三代人的坚守与发展,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学科不再那么边缘,在全国范围内也不是可有可无。正如我们的老王所长曾说“你们最信息最前沿”,现任的王所长也说“你们是信息所的根与魂”。两年前,在全国科社与国际共运学位点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学位办领导也对我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放眼全国,在学科萎缩、人才队伍萎缩的大背景下,上海社科院异军突起”。今天,我还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科社这个学科将在全国部分高校重新恢复本科专业设置,并将很快进入思政课堂。
    三、作为共产党人,坚持团结互助,坚守底线原则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科研是个人的事,也习惯于单打独斗、个人英雄主义。其实,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要想做成事、做大事,是需要团队的。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我是在几届院所领导的支持下、导师的教诲下、广大同事友人的帮助下逐渐成长的。今天,我已人到中年,也是研究员了、室主任了,还是党支部书记,当然要做好自己,更要做好传帮带。可以说,我帮无数人看过文章、改过课题和论文,所内外、院内外,甚至市内外,无关亲疏远近、上下高低,只要找到我,只要我能力所及,我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先帮他人解决问题。不是好为人师,而是职责所在、党性要求。
    当然,团结不是不讲原则,互助也不是没有底线,这也党性要求,毛主席就说过“共产党最讲认真”。不管是带学生、搞课题还是编杂志,我见不得糊弄、捣糨糊。比如,学生的毕业论文哪怕是课程论文,我也绝不会打一个分数了事,而是用修订模式逐字批改,指出不足以及改进方式,然后让学生改写,否则课程作业有什么作用?再比如,主编《前沿》和《动态》,凡确定采用的稿件,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都会采用修订模式,每篇稿子都会根据我们刊物风格要求与作者进行多次来回沟通。去年,北京一很有背景很有来头的大碗学者在我们院学术会议上不无感慨地说,她的文章是不喜欢刊物编辑改动的,但是我们的编辑工作却是让其文章大为增色,对于我们的敬业,她很感动。
    正是这种互助、敬业和认真精神,我们赢得了同行尊重,也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了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追求和学术旨趣,拥有相近研究领域和治学态度,跨越所内外、院内外甚至市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也正是有了这个共同体,有了这样的学术团队,去年重大课题才有中标的可能。
    现在,我在想,再过15年,我还有没有这份荣幸作为上海社科院老年科研人员代表在这里发言。到那时,我们社科院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个学科又是什么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应是肯定的,那就是,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你我今天的奋斗,取决于我们的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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